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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狠整周勃,却为何重用他的儿子周亚夫?

 绛侯周勃作为汉初开国功臣集团的代表人物,一生伐暴秦、征项羽、平陈豨、定燕乱、灭诸吕,安刘氏,废少帝,立文帝,威名赫赫,功高盖世,但正因为如此,汉文帝刘恒在感激他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对他非常猜疑和忌惮,因而对他颇施打压,又是问政刁难,又是免相贬斥,甚至诬其谋反将其刑囚,一路敲打的周勃没脾气,最终只能夹着尾巴求饶,才被可怜兮兮放过。

现在问题来了,文帝与周家既有宿怨,却为何要对周勃之子周亚夫无比赏识乃至重用,甚至想要将整个帝国的安危托付给他呢?

其实周勃死后,他的长子周胜之继承了他的爵位,没有周亚夫啥事儿。但很可惜,周胜之虽然出身将门,又娶了文帝的女儿,不知要比别人少奋斗多少年,然而此人偏偏就是个扶不起的纨绔子弟,且不说治国平天下了,只论齐家,他跟他的公主老婆感情不和,小两口整天吵架;再论修身,他竟误交匪类,一时冲动犯下杀人大罪,好在他有个列侯兼驸马的身份在,这才保住小命,但依照汉律仍被夺去了爵位与封地,绛侯国除,周家从此衰弱了。

但是汉文帝并没有因此宿怨就放弃周家,反而依照“绍封继绝”的规矩,对周家特予优宠,而欲在周勃的儿子中择贤立之。恰好周勃的次子周亚夫文武双全,才能卓著,年纪轻轻就累功做上了河东郡守,文帝乃封其为条侯,食邑条城(今河北景县),以继承周勃的爵位,并在匈奴来袭时委以重任,让其带兵驻扎在长安西面的细柳营,护卫京师。

文帝果然没有挑错人,周亚夫果然是好样的。当年,周勃得罪了皇帝,最后被整的那么惨,周亚夫却仍能坚持原则,在天子来巡时谨守军礼,不逢迎,不媚上,如此大将风范,实在令刘恒钦服不已。刘恒于是拜周亚夫为中尉,主管禁军北军与京城防务。

汉文帝狠整周勃,却为何重用他的儿子周亚夫?

说实话,刘恒对周家是有愧疚的,当年他那么对周勃,也是有不得已的政治苦衷。一切都是为了杀鸡儆猴,而周勃倒霉就倒霉在他是那鸡猴领袖。如今,刘恒身边已聚集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政治生力军,他可以放胆的任用年轻人了,而周亚夫就是他要着重培养的军事人才。不仅为了补偿当年那份歉疚,同时也是为了政治需要。

汉兴以后,武帝之前,高吕文景四代,都擅长黄老之术。而所谓黄老之术,主要就是研究黄帝与老子的学问,尤其是老子的思想。而所谓老子思想正是道家与法家的发源,其中道家的精髓就是无为,法家的精髓就是权术以及刑名学。而所谓权术之精髓,就是制衡各派势力,保证皇权独大。简单来讲就是拉一帮人,打另一帮人,哪边对皇权威胁大就打哪一边,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一切只有利用二字。

所以,在刘恒执政期间,功臣集团的势力日渐下降,文法吏阶层日渐兴起,他们当上三公九卿的比例从以前的零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三,这就极大地加强了专制皇权。

汉文帝狠整周勃,却为何重用他的儿子周亚夫?

分析到这里,刘恒重用周亚夫的背后原因,已经呼之欲出。

原因很简单,时势异矣,至文帝朝晚期,随着周勃、灌婴、张相如等人的相继去世,汉初功臣集团只剩下张苍、申屠嘉等几个老的快死的老家伙,对皇权之威胁已不复存在,所以刘恒决定再次启用他们,提拔几个功臣子弟,如周亚夫、刘舍、陶青等人,以借助他们的力量,去对付一帮更加令人头疼的家伙。

这帮家伙就是一直困扰着汉朝发展的两大毒瘤:匈奴人的外患和诸侯王的内忧。

外患已经够让人头疼了,但诸侯王的内忧更加令人头疼,关键是这些诸侯王要么是功勋卓著拥兵自重,要么是野心勃勃不甘寂寞,一个个都是火药桶子,稍稍处理不好,就得把大汉帝国炸上天去。

刘邦在位期间的主要成绩之一,就是在吕后的帮助下除去了尾大不掉的异姓诸侯王,既没养虎遗患,又没为虎所伤,虽然不可避免的在历史留下了一些恶名,但总算为后世刘氏子孙拔去了一根大刺。

然而异姓王没了,还有同姓王。本来同姓王是汉室江山的一大屏藩,如果没有他们,诸吕之乱也不会那么容易被平定。但问题是在汉文帝晚期至汉景帝时期,同姓王与皇帝的血缘关系已渐疏远,且其势力与野心也逐渐膨胀,导致其对帝国与皇权之威胁亦逐渐变大,刘恒在晚年开始痛苦了。

最先拉开同姓诸侯王叛乱序幕的,是文帝所封济北王刘兴居。刘兴居是刘恒的侄子、齐王刘襄的弟弟。在平定诸吕之乱中立有功劳,大臣们本来许诺将梁地封给刘兴居为梁王,但刘恒后来听说他当初曾打算拥立齐王刘襄为帝,所以只割了齐地之济北郡封给他做济北王。刘兴居因此而极为不满,渐起不臣之心。汉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五月,匈奴大举南侵,刘恒御驾亲征至太原督战。刘兴居遂趁机起兵西向,文帝闻讯,立刻罢兵南救,将刘兴居的反叛扼杀于摇篮之中,刘兴居兵败被俘,自杀,国除。

汉文帝狠整周勃,却为何重用他的儿子周亚夫?

但济北王刘兴居的叛乱刚刚平息三年,淮南王刘长又出来捣乱了。刘长是汉高祖刘邦最小的儿子,汉文帝仅存的小弟弟,也是当初帝位候选人之一。刘长遂凭着自己跟大哥刘恒关系最好,而骄横跋扈,目无法纪。不仅公然擅杀辟阳侯审食其,并且赶走朝廷为淮南国所置官员,自己重新任命,还擅自封爵关内侯(地位低于列侯,有封号而无封国)以下94人,简直是没有王法了!但刘恒对他一直百般纵容,不但不将施以惩戒,反多赐美女黄金以归,等到弟弟错误越来越大,他又派舅舅薄昭写信去教训刘长。被宠坏了的刘长顿时被激怒,于是纠集了七十几个人,图谋造反。可惜未及行动,事情败露,刘恒遂派人逮捕刘长至长安,革除了他的王爵,把他装车打包贴上封条,发配蛮荒蜀地。年轻气盛的刘长受不了这个侮辱,行至半途,竟绝食而死。文帝于是将沿途不敦促淮南王吃饭的县官全给砍了,以挽回自己的“明君”声誉。

不过,刘兴居和刘长都是没城府的年轻人,刘恒又对他们很熟悉,所以很好对付,但其他年长些且关系更疏远些的诸侯王就令人担忧了,且不说他们有没有这个反心,只就目前的局势看,他们完全具有这个造反的实力。

首先,依汉初的政治体系,地方上郡县制与诸侯国并行,其地方军制也是并行的。郡县之地方军由郡尉统领,并直接受中央最高军事长官太尉节制;但诸侯国却能自行组建“郡国兵”,其军事指挥官“中尉”一般也由王国自置。汉初全国共有五十四郡、一千三百多万人口,其中却有三十九郡、八百五十万人口属于诸侯王的封地,而皇帝直辖不过十五郡、五百万人口而已。故诸侯王的军力完全可与帝国正规军分庭抗礼。

其次,汉初诸侯国内自有小朝廷,除丞相和太傅由中央任免外,其下官吏,诸侯王尽可自行设置,这客观上形成了诸侯国内独立的政治集团。其中便不免有些颇具才智的政治投机者心怀不轨,煽风点火,替主子出谋划策争权夺利,唯恐天下不乱,朝廷对他们鞭长莫及。

第三,我们知道,汉朝的诸侯王在自己的封国内,是可以征收赋税、征发徭役和采挖矿产的,但这还不打紧,关键是刘恒在汉文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75年)颁布的“除盗铸钱令”,一下子把诸侯王们养的更肥了,肥的流油冒泡,非常之可怕。

我们前面提过,汉初因长期战乱影响,国家物资匮乏,人民生活窘迫。中央政府没有足够的铜产和财力来铸钱,因此不得不去铸造又小又薄的钱,有多薄,薄的跟榆荚一般,故称为“荚钱”,远不如秦朝时候的“半两钱”(重十二铢,直径一寸二分)来的分量足质量好,但刘邦没有办法,汉朝初立,用钱的地方太多了,政府捉襟见肘,最后只得强制收回天下的半两钱,重铸成又小又薄的荚钱,以渡过这段困难时期。

汉文帝狠整周勃,却为何重用他的儿子周亚夫?

其实汉朝地大物博,本没有必要搞得这么狼狈,只可惜汉朝最大的豫章(今江西南昌)铜矿,刚开始在淮南王英布手里,后来又被刘邦封给了侄子吴王刘濞(刘邦兄刘仲之子),这两位可都不是好说话的主儿,他们不肯拿出来支援国家建设,皇帝也拿他们没辙。

而到了刘恒执政的时候,货币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因此时已渡过了刘邦的困难时期,经济情况有所好转,民间商人开始活跃,于是出现一大批不法商贩开始私自滥造荚钱,以谋取暴利,而导致市面上流通的货币越来越小、质量越来越差(在铜中掺铅、铁等其他金属偷工减料),整个金融市场一片混乱。政府虽以严刑峻法大力打击,但奸商们在暴利的诱惑下常常铤而走险,导致私铸钱屡禁不止。

既然屡禁不止,不如放开监管?刘恒于是在前元五年四月下令允许民间私铸钱,但要求铸钱者不得再铸荚钱,而一律改铸四铢钱,却仍在钱币上标明“半两”面额。

四铢钱自然是四铢重,一铢是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因而四铢钱仍只有秦时半两钱的三分之一重,但毕竟比荚钱重了不少,这样货币的质量就有了统一的相对较高的标准,可使其不再继续贬值,从而维护其购买力,最终起到抑制物价过快增长、以及稳定货币市场的作用。

汉文帝狠整周勃,却为何重用他的儿子周亚夫?

然而,文帝此举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间奸商的粗制滥造,却又导致了官商与诸侯的垄断。作为掌握大片土地与矿产资源的诸侯王,他们可发大了。尤其坐拥豫章大铜矿与广阔东海资源的吴王刘濞,他采铜而铸钱,又煮海以为盐,得致富甲天下,而渐有东帝之志。

综上所述,诸侯王们有兵有粮有钱有人才,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只要给他们一个理由,他们就能翻天覆地,翻云覆雨,搞得天下乱七八糟。

因此,不仅文帝为诸侯王们殚精竭虑吃不香睡不好,他所提拔的几个年轻大臣,也着急的上蹿下跳,就差掀房子拆瓦了。

汉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贾谊向文帝上了一篇洋洋洒洒数千字的雄文《治安策》,其中对当前的政治形势极为忧心,竟言要为之痛哭,为之流涕,为之大声叹息,并提议将诸侯国分成若干国,使其诸子分别受王爵,是为“剖分王国策”。

贾谊此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诚不失为安汉甚佳之策,俨然汉武时大获成效之“推恩令”前身。往往盛世,才真正需要这样振聋发聩的危言,这种“杞人忧天”的忧患意识才是真正的强国之瑰宝。只可惜天下大势已成,文帝虽深纳其策,亦难骤付实施。所以直到此后十年,即公元前164年,刘恒准备齐全之后,这才稍试行之,分齐为七国,分淮南为三国,又把自己除太子刘启外仅存的儿子刘武从淮阳王徙封为梁王,并广梁国之地,以控制中原,震捍诸侯,屏障中央。

汉文帝狠整周勃,却为何重用他的儿子周亚夫?

然而,刘恒最终还是放过了最危险的人物吴王刘濞,这不仅因为刘濞实力雄厚难以制伏,而且还因为刘恒欠刘濞家一条命,心中愧疚,不忍做的太绝,更重要的是,刘恒还需要吴国为朝廷再多铸几年四铢钱,以渡过文帝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等到社会财富积累够了,经济步入正轨,再拿他开刀不迟。

汉文行事,从来谨小慎微,汉武暴风骤雨式的施政方式不是他的风格,所以他明知诸侯王必将成为汉之心腹大患,但也只是从容布置以慢打快,以免处理不慎而致祸生肘腋。

举凡成大事者,一要魄力,二还要谨慎,刘恒谨慎有余而魄力稍显不足,这注定他成不了什么大事也出不了什么乱子,每一代人有每一代的使命,刘恒其人,可谓通透。

汉文帝狠整周勃,却为何重用他的儿子周亚夫?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再过十几年,等诸侯王势力越来越大,独立性越来越强,乃至威胁到整个天下的稳定之时,问题终究还是要彻底解决的。

所以,文帝决定为他的继任者留一个平常时候能镇得住,关键时刻能顶得上的超级救火队员。

于是,在细柳营事件一年后,也就是公元前157年五月底,汉文帝刘恒病重,弥留之际,刘恒也学他老爸刘邦般,留下遗言,把安定刘氏的重任托付给了周氏。

刘恒对太子刘启说:“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

对于父皇的遗命,刘启谨遵不误,于是在六月初九即位为汉孝景帝后,立刻晋封周亚夫为车骑将军,统一指挥南北禁军。汉朝时南北军一般都由中尉与卫尉分管,少有两军军权同归于一人者,可见景帝对周亚夫之信任重用。

当是时,周勃灌婴等老将已死,卫青霍少等名帅未生,李广也只是一个小小的都尉,整个大汉只有周亚夫一根中流砥柱,历史为这颗从细柳冉冉升起的将星留下了独步的长空,问天下谁能与之争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