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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制钱的模具 国家珍贵文物“大布黄千”钱母范

日常生活中,大家肯定见过制造器物的种种模具,可是制钱的模子大家未必见过。今天带大家见识一下。下图是桐城市博物馆收藏的一方国家珍贵文物“大布黄千”钱母范,也就是制钱的模具。要想更好的了解这件文物,必须得从王莽和他的币制改革说起。

你见过古代制钱的模具吗?

(图一:桐城市博物馆馆藏“大布黄千”钱母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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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其人

王莽(前45年—23年10月6日),字巨君,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侄,西汉末年外戚,新的建立者。他早年折节恭俭,勤奋博学,孝事老母,养护寡嫂兄子,以德行著称。成帝时被封为新都侯。哀帝时,外戚丁、傅两家辅政,王莽被迫告退,闭门自守。哀帝死,王政君以太皇太后临朝称制,任王莽为大司马,拥立刘为平帝,由他总揽朝政。遂诛灭异己,大封汉宗室、功臣子孙和在朝大官为侯,广植党羽,以此获得了许多人的拥护。平帝死,改立2岁的孺子婴为帝,王莽以摄政名义据天子之位,称“假皇帝”。初始元年(公元8年)废孺子婴,自称皇帝,改号为新,建年号为“始建国”。于是托古改制。币值改革便是其中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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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的四次币制改革

王莽连续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公元7年,王莽第一次进行币制改革,仿春秋战国时通用的刀布,铸造了“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大泉五十”。公元9年,王莽第二次进行币制改革,铸造“小泉直一”。公元10年,王莽又进行了第三次币制改革,铸造了六泉十布,即:“小泉直一”,“么泉一十”、“幼泉二十”、“中泉三十”、“壮泉四十”、“大泉五十”,“小布一百”,“么布二百”,“幼布三百”,“序布四百”,“差布五百”,“中布六百”,“壮布七百”,“第布八百”,“次布九百”,“大布黄千”。公元20年,王莽进行第四次币制改革,下令禁行大小钱,铸行“货泉”,“货布”两种。王莽从主观出发,短时间内数次改革币制,滥发大钱,钱币之间换算关系极为复杂: 一个大布值十个小布,一个小布值两个大泉,一个大泉值五十个小泉。一个乌龟壳值十个贝壳,一个贝壳值半个大布。一个错刀值十个契刀,一个契刀值十个大泉。一个货布值两个半货泉……造成经济和社会的极大混乱。老百姓必须按照王的命令,一次又一次兑换新钱币,因为使用旧钱治罪。今天的货币在明天就可能是一堆烂铁了。王莽完全是根据个人的喜好任意改变币制,而实际上,他是在赤裸裸的大肆掠夺财富。他们用自己颁布的货币兑换成黄金,收买人民的粮食,到手后公布废除货币,实际上是人民用黄金、粮食换了他一堆碎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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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大布黄千”钱母范赏析及钱范简介
这方珍藏于安徽省桐城市博物馆的文物“大布黄千”钱母范,便是王莽第三次币制改革的产物,它是王莽时期用来铸造“大布黄千”钱币时遗留下来的母范,属国家珍贵文物。

你见过古代制钱的模具吗? 

(图二:图片来自网络)

范,一般与模相连用,即模范,初意是指古代铸造铜器和铁器时所使用的主要造型工具,汉代王充在《论衡·物势》讲得很清楚:铸造器物的人如果事先不去设计塑造出某一器物的具体器型,“难道器偶自成乎”?一定要“埏植作器,必模范为形”,才能铸作器物。
作为铸钱工具的范,有陶范、石范和金属范三种,它们并不是同时被使用的,而且一个范能够铸多少数量的钱币,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最早出现的陶范,起先是一范铸一钱,战国时期开始使用石范和铜范铸钱,布币石范通常是一范铸两钱,即在一块钱范上凿刻有两枚布币型腔,而一块刀币石范能铸造的数量就不止这些了,通常是三至五枚。
钱币的铸造,最初使用的是泥范铸法,它要经过制模、塑纹、翻范、刮芯、干燥、焙烧、修整、组装糊泥、浇注出范、清理、修整、打磨等一整套工序,即待泥范半干时,将其倒出,倒出后注意在泥范中弄平三角形的榫和眼,使得各泥范照原型拼合,能够榫眼相接。泥范阴干后,人窑烘烤,往往在烘烤后不等其冷却趁热铸造,避免注入铜液后,范具发生爆裂,两泥范合并后,在范后部有一扁圆喇叭浇口,范内有流槽以便铜汁流动。待铜液冷却成型后,毁范即可得钱。一套钱范,一次能铸钱数枚。这种铸造方法的缺点是:钱范使用的“一次性”,如果继续铸造,还得重新制范。
铜范又叫母范,是用铜雕刻成的范。较之泥范,是先进的铸造工具,因为它克服了泥范铸造的“一次性”的缺陷,一套母范制成后可以反复使用,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因此,对母范制作的技术性要求较强。母范的制作费工需时,必须标准精细,以达到设计的造型要求。母范制成后,印制子范则任何工人都可操作,其成品规格划一,文字精整,且可大量生产。因钱币正面有正书文字并阳文凸起,那么就必须在母范上雕刻出相当精细的正书凸起文字,使其廓、肉分明,穿口正方,这样待翻子范后使其文字、廓、肉精细地反印在泥范里,范上文字形成阴文反书。因此鉴别母范和子范的标准是:阳文正书范为“母范”,阴文反书范则为“子范”。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钱范,都是用来铸造钱币,只是分工不同而已:母范是用来翻制子范,子范则是直接用来铸钱。母范有两种:一种用于翻制面、背子范片用,同一个母范上,面文、背文都有,即双面母范;一种用于翻制面范子范片用,一个母范只有面文。这类多因要铸造的钱币背平,不需要刻制背文,即单面母范。同一母范翻制的子范,每两片扣合,面、背都可吻合。扣合后即称为一箱,多箱叠垒即称叠铸范。外用草泥封严保固,上加浇口杯,即可浇铸。待冷却成型后,毁范即可得钱。内浇道与钱郭相连处,薄于钱郭及内浇道,为的是便于剪断。一般情况是敲打即断,无须逐个去剪。
这枚“大布黄千”钱母范为铜质,形状上长方下半圆。从后沿至前沿弧形顶点长9.2厘米,宽度6.8厘米。底厚0.2厘米。范后两角斜切,铸面下凹,边沿凸起 ,沿高出内平面0.7厘米,内铸正、反两个币模,属双面母范。右为正模:微凸起,中有通顶竖纹线,铸有端庄秀丽的阳文正书悬针体篆文“大布黄千”四字。长5.5厘米,首宽15厘米,肩宽2.1厘米,足距2.5厘米。左为反模:亦有通顶中竖纹线,无纹饰,长、宽和正模一样。范下部为钱范的浇铸口,即半圆形中间的椭圆状凸起和龙爪状导流槽。右下方的长方形凸起和左上方长方形凹陷,是合范用的榫卯。钱范背面内凹,不规则地分布用于散热的数枚乳钉。
“大布黄千”,有时被误读作“大黄布千”。这种误读,是受布钱纹饰的直画影响而致误的。如把直画当作界格,势必分四字为两行,顺行读来,就是“大黄布千”。其实,这直画只不过是先秦方足布正面纹饰的残留,读时不必理会它,按上下两行横列为序,先上列,后下列,由右向左读,即读“大布黄千”。还有人把它读作“大黄布刀”。近人又有与西北出土的汉人竹木简牍中的“大黄布”联系在一起,以为读“大黄布刀”是正确的,其实亦未必然。“大黄布刀”的读法,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读法顺序有误,二是不识“黄千”二字。清人丁传对这两个问题这样说道:“《泉志》所载‘大黄布刀’,沿误日久,今以《汉书.食货志》新莽所铸诸布核之,当作‘大布横千’,旁行读之,文意自显,盖莽所铸布,自‘小布一百’起,次第而至大布是为布中之第十也,故名‘大布’,其值当千,故称‘横千’,‘黄’字即‘横’字。古‘横、衡’二字通。”因此,“大布黄千”的正确读法应该是“大布横千”,意即一枚大布值(或等于)铜钱一千。
这方极为珍贵的“大布黄千”钱母范,对研究王莽时期币制改革的历史,以及货币发展史和钱币铸造技术等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彭信威所著《中国货币通史》中这样写道:“后代钱币学家称王莽为中国第一个铸币能手”。的确,和这枚“大布黄千”一样,王莽所铸造的所有钱币都构思合理,造型独特,制作精美,规格整齐,书法俊秀,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为历代铸币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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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币制改革的成败所带来的启示

王莽时期的铸币技术确实无与伦比,所铸钱币也的确精美非常,但纵观中国钱币发展史,我们还是应该这样说:王莽时期的币制改革,是一次极其失败的改革。史学家吕思勉这样说道,王莽为人迂阔不切实际,随意乱改币制不合经济规律,“致祸速亡,莫甚于此”。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示:政治对货币的影响起重要作用,政治的治乱必然带来货币的混乱;同时,货币也通过经济对政治发生反作用。王莽即位后,他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新政。由于贵族、豪强破坏,改制没有缓和社会矛盾,反使阶级矛盾激化;又对边境少数民族政权发动战争,赋役繁重,横征暴敛,法令苛细。政治的混乱直接导致了货币的紊乱:货币币值不统一,形状、成色、重量等不统一,因而不能形成稳定、统一的金融市场。但由于货币并不完全消极的受政治的影响,他除了受政治、经济的制约以外,还受其自身发展规律的制约,对政治发生作用。当货币统一和繁荣时,必然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相互交流的扩大。而经济发展和相互交流的结果,又促使国力强盛,对外影响扩大,统治者的信誉提高,从而保证了政治的巩固和统一局面的稳定。王莽违背货币发展规律,几易其制,致使货币繁难莫识,换算困难,结果导致“农商失业,贸易俱废”,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王莽政权从登基到垮台仅维持了十七年,最终在绿林、赤眉等农民起义军的冲击下倒塌了,王莽也在绿林军攻入长安时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