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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文派,创立了系统丰富的散文理论

桐城派,又称桐城文派,是我国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它崛起于清康熙年间,衰微于民国初年,前后绵延200余年,麋集作家1200余人,创立了系统丰富的散文理论,留下了汗牛充栋的传世作品。规模世所罕见,影响及于海内外。因为它的创派始祖和主要代表人物大多是安徽桐城人,所以世人将他们和追随他们的作家群统称为“桐城派”。桐城派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开宗立派、集成光大和式微落幕三个阶段。

下面,笔者不揣浅陋,就从这三个阶段入手,谈谈桐城派的发展源流以及形成的原因,以就教于方家时贤。

01

开宗立派

这一阶段的时间跨度大约从康熙年间到乾隆中期。主要代表人物为桐城的戴名世、方苞、刘大櫆。

桐城文派,天下文章

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号南山,死后世称宋潜虚先生。早年不乐仕清,以教书卖文为生,热衷于搜集南明史料,准备修编明史。晚年眼见清人统治日益巩固,社会逐渐安定,抵触情绪渐消,参与科举考试,中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第二名(俗称榜眼),官翰林院编修。

两年后,《南山集》案发,左都御史赵申乔参其“恃才放荡”“语多狂悖”,刑部上奏时上升到“悖乱”,最后定案竟成了“大逆”,层层加码。两年后被斩,牵连300余人。《南山集》是戴名世的散文集。50岁时,门人尤云鹗为其编辑刊行,本是学生给老师贺寿,没想到却将老师送上了断头台。戴名世论文主张“言有物”“修辞立其诚”,提倡道、法、辞并重,精、气、神合一,首开了桐城派的先河。

方苞(1668—1749),字凤九,号灵皋,晚号望溪。寄籍江宁。少有文名,20岁中秀才,次年到京师,大学士李光地见其文认为是“韩欧复出”,39岁应礼部试,中进士第四名,但因母病急归,放弃了殿试。方苞与戴名世是表弟兄,他们的关系亦师亦友亦亲戚。方苞曾为《南山集》作序,44岁时《南山集》案发,被牵连下狱因《南山集》中提到桐城方孝标的《滇黔纪闻》,方苞又为《南山集》作序,康熙十分恼怒,见折下令:“案内方姓人俱是恶乱之辈,方光琛投顺吴三桂,曾为伪相,方孝标亦曾为吴三桂大吏,伊等族人不可留本处也。”其实方光琛不是桐城人,方孝标也不是吴三桂大吏,封建株连,可见一斑。

最终方苞被判死刑,家人没入旗籍。后经大学士李光地等俟机相救,康熙朱批“戴名世案内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下武英殿总管和素。”再命以白衣入值南书房。55岁充武英殿修书总裁,官至礼部侍郎。戴、方二人,一杀一放,正是康熙恩威两手统治策略的体现。

方苞文名动天下,而他所提倡的“义法”说,则是其文论的核心,确定了他作为桐城派奠基人的不二地位。他在《再书货殖传后》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简单地说,就是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文章既要注重内容,也要注重形式,并且要做到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

雍正十一年,他为和硕果亲王主编了《古文约选》一书,更为天下士子提供了一部“义法”示范书,当时即“刊授成钧诸生”,乾隆初“诏颁各学官”,成了官方古文教材,应该说比现在的部颁统一教材还要高一筹。而他为此书所写的贯穿“义法”的序例,自然也就有了“钦颁”的权威性。这实际上就是为清代散文制定了标准和规则,为桐城派的发展起到了定盘星的作用。方苞著作宏丰,弟子甚众。著作主要有《方望溪全集》《古文约选》,以及一些解经析疑之作。弟子主要有叶酉、王又朴、沈庭芳等,而能继其衣钵者则首推刘大櫆。

刘大櫆(1698—1779),字才甫,号海峰。方苞和他并无直接师承关系,但却有提携之恩。刘大櫆早年以布衣游京师,方苞见其文极为叹服,说“如苞何足算也,邑子刘生,乃国士耳!”意思是说我方苞算得了什么呢?我们县的刘大櫆这个后生,才真正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啊!

然而在科举方面,刘大櫆却是龙门点额,屡试不就。雍正时两举副贡,乾隆时应博学鸿辞,皆未成正果。晚岁为安徽黟县教谕数年,一生怀才不遇。有一副对联对他确是量体裁衣,形神毕肖:

白发萧然,半盛寒灯,替诸生改之乎者也;

黄金尽矣,一枝秃笔,为举家谋柴米油盐。

读来令人心酸。或许正是文穷而后工,他的文章却是别有风致,气势生动,情感洋溢。他继承了方苞的“义法”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神气”说,认为“神气见于音节,音节见于字句。”义法神气的统一,便使文章灵动了起来,更具有了可读性,弥补了方苞长于理而短于情的缺憾,是对方苞“义法”说的发展,于桐城派起到了承上启下和中坚的作用。

刘大櫆的著作主要有《刘海峰诗文集》《论文偶记》等。他一生授徒,桃李天下,主要有桐城的姚鼐、王灼,歙县的吴定、程晋芳,常州的钱鲁斯等。钱鲁斯、王灼又以师说诵于阳湖的恽敬、武进的张惠言等,恽、张又有再传弟子,且多为阳湖人,自成体系,世称“阳湖派”,实为桐城派的一个别支。

桐城文派,天下文章

从戴名世到方苞再到刘大櫆,桐城派已基本形成。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借吏部主事程晋芳、编修周永年之口说:“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

后来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也说:“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由此可以看出,方苞、刘大櫆确实是桐城派的开宗立派人物。为什么不提戴名世?主要是因戴名世被杀而避讳。正像人们习惯称方苞、刘大櫆、姚鼐为桐城派“三祖”而排除掉戴名世一样。这对戴名世而言,多少是有欠公允的。

02

集成光大

这一阶段的时间跨度大体从乾隆中期到十九世纪末期。主要代表人物为姚鼐和“姚门四杰”、曾国藩及“曾门四弟子”。

姚鼐(1732—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世称惜抱先生,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充四库全书馆编修官。因汉宋之争,和纪晓岚多有不合,中年弃官从教,先后主讲江宁钟山、扬州梅花、徽州紫阳、安庆敬敷书院四十年。

姚鼐的伯父姚范与刘大櫆是挚友,姚鼐早年得以向刘大櫆学习古文。刘大櫆对他寄予很高的期望,曾写诗赞其“君方及壮多宏才”“后来居上待子耳”。姚鼐果然不负所望,成为桐城派之集大成者,将桐城派推向鼎盛,推上了清代文坛盟主的高度。

清代初期,加强对汉人和汉族士子的思想控制,是清统治者的当务之急,因而大力提倡理学,桐城派尊崇程朱,发展正当其时。而到了乾隆时期,天下已定,号称盛世,通过科举,知识分子阶层不断壮大。分流人才,让广大知识分子皓首穷经、终老书斋,便于掌控,这是清统治者所祈望的,于是汉学渐盛,以至出现了乾嘉时的汉宋之争。汉学长于考证,而这正是宋学的不足。

姚鼐审时度势,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提出了“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不可偏废的文论观,使桐城派继续站稳了散文理论的制高点。他的散文名作《登泰山记》便是对这一观点的最好诠释。

姚鼐登泰山,赞泰山之美、叹山河之壮,这就是“义理”;他说“泰山正南有三谷,中谷绕泰安城下,郦道元所谓环水也”,这就是“考证”;他写道:“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多美的文辞啊,这就是“文章”。另外他还从美学的角度提出了“阳刚”“阴柔”之说等,这些都是桐城派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桐城派的文学理论至此已臻完善。

姚鼐口播笔耕数十年,著作等身,弟子遍布。著作主要有《惜抱轩诗文集》《古文辞类纂》等。弟子则以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以及刘开等最为著名,前4人号称“姚门四杰”,方东树、姚莹、刘开俱为桐城人。经他们躬身力行,广加宣传,“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风余韵,南极湘桂,北被燕赵”,一时形成了“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

四杰中梅宗亮、姚莹尤值得一提。梅宗亮(1786—1856)江苏上元人,进士,官户部郎中。姚鼐卒后,其实就是他继主文坛,提倡“因时而变”,高徒云集,南北诸省,皆有传人。著有《柏枧山房诗文集》。

姚莹(1785—1853)字石甫,姚鼐侄孙。嘉庆十三年进士,福建平和知县。相较而言,他的军功比文学成就还要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抗英英雄,一扫桐城派文人的纤弱形象。鸦片战争期间,奉特旨为台湾兵备道,加按察使衔。他和总兵达洪阿通力协作,多次打败进犯台湾之英军,斩获甚多。大陆沿海各口岸纷纷陷落,而孤悬海外的台湾独完,居功甚伟,受到朝廷嘉奖,进阶二品。

但南京议和后,受英人诬告“冒功”入狱,平反后入藏处理两呼图克图争端,转为广西、湖南按察使。著有《中复堂全集》。另有《东槎纪略》《康輶纪行》两书,于台湾、西藏风土人情、疆界区域记载较详,是我国对该两地行使主权的有力史料。

姚鼐弟子中,还有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曾国藩。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道光进士,湖南湘乡人。曾在清廷六郎中的五部当过侍郎,可谓是“侍郎专业户”。太平军兴起后,回乡办团练,继而扩编为湘军,镇压太平军,后以大学士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职,被视为“同治中兴”的功臣。

他私淑姚鼐,曾说:“国藩之初解文字,由姚先生启之也”,“国藩服膺有年”。藉其本人素质、政治实力、社会影响,网罗了大批桐城派文人,并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见解,那就是论文于姚鼐的“义理、考证、文章”之外,强调“经济致用”,也就是要能经国济世,于现实有用,于社会有功。因而使文风为之一变,以致世称“湘乡派”,实为桐城派的又一别支。

曾国藩的弟子以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遵义黎庶昌、无锡薛福成名重一时,人称“曾门四弟子”。黎庶昌历任驻英法德日四国参赞,又为出使日本大臣,薛福成为出使英法比意四国大臣,两人都主张振兴工商经济,提倡社会改良,推行实业立国。

张裕钊、吴汝纶立教燕冀,主张教育改良,弟子多达数百人。吴汝纶曾被聘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到日本考察新学,归国后未及继任,回乡创办了桐城中学堂,即今桐城中学,并亲题“勉成国器”匾额和“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楹联。他们四人在坚守戴、方、刘、姚“桐城家法”的基础上,又很好地践行了曾国藩的“经世致用”观。

03

式微落幕

这一阶段的时间跨度大体从十九世纪末期到民国初年。主要代表人物为桐城的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

鸦片战争后,中国已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桐城派也同样面临着“世变”的挑战。曾国藩及其弟子虽能“因时而变”,继续广大着桐城派的门庭,但那毕竟是强弩之末。曾国藩而后,下世的光景便渐渐显现,人数虽多,区域虽广,但威望和影响却远不及乾嘉时期。

这种趋势在当时是一种渐变,及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桐城派被置于批判的地位,渐变则成了巨变。陈独秀将桐城派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与明代前后七子以及归有光并列为“十八妖魔”,钱玄同、鲁迅更将他们斥之为“桐城谬种,阳湖妖孽”,加速了其走向历史的尽头。这一时期,能够坚守阵地,领军桐城派的主要人物当数前面所说的“一马二姚”了,尤以马其昶声誉最高。

马其昶(1855—1930),字通伯,晚号抱润翁。先后执教于庐江潜川书院、桐城中学堂、安徽高等学堂等。曾任清廷学部主事、民国清史馆总纂。著有《抱润轩文集》《桐城耆旧传》等。 

桐城文派,天下文章

姚永朴(1862—1939),字仲实,晚号蜕私老人,姚莹之孙。曾任安徽大学教授。代表作有《文学研究法》《旧闻随笔》等。姚永概(1866—1923),字叔节,号幸孙,姚永朴之弟。曾任安徽太平县教谕、安徽高等学堂教务长等。他们潜心治学,处世低调,默默为桐城派的天空涂抹着最后一缕亮色,搏得了桐城派的“殿军”之称。在新文化论争中,他们不显山不露水,仿佛超然物外,显示了他们独特的识见和定力。

此时,甘愿为桐城派披上战袍冲锋陷阵的首推林纾。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光绪举人,任教于京师大学堂,自己不懂外文,却曾依靠他人口述,用古文翻译欧美等国小说170余种,包括小仲马的《茶花女》。他和严复、吴宗祺等都是张裕钊、吴汝纶的弟子,膺服于桐城派,因是福建侯官人,人称“侯官派”,实为桐城派末流的一个分支。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一马二姚以及林纾等人的相继离世,在清代文坛独领风骚二百余年的桐城派终于落下了帷幕。这也是时代的必然。

04

形成原因

桐城派已经成为历史,当我们今天寻源溯流、掩卷长思后,不能不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仅凭桐城一邑之地,为什么会出现“桐城派”这种声势浩大的文学现象呢?

首先是社会政治因素使然。清人入主中原,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他们迫切需要一种思想理论来归聚统一汉人尤其是汉族士子之心,以证明自己统治的正当性。桐城派是一个文学流派,同时也是一个思想流派,它尊崇程朱理学,能得到广大汉人和汉族士子的认同,因而,也就获得了清廷的认可和支持。

其次是散文发展的必然要求。振叶寻根,观澜索源。中国是诗的国度,也是散文的国度。从最早的甲骨卜辞,到商周金文,到古文《尚书》,到秦汉散文,到唐宋八家,有着优秀的散文传统。但到了明代,由于“台阁体”的出现,前后“七子”的鼓吹、散文发展走上了一条脱离社会、脱离现实、空疏浮泛的歧路。许多有识之士针砭时弊,躬身力行,呼唤着散文的回归。于是秉承程朱理学、尊崇秦汉及唐宋八家的桐城派便应运而生了。

再次得益于桐城的独特因素。在社会政治因素和散文发展要求的双重作用下,即便不是桐城派,也可能会有别的什么“派”或形式的出现。但它却偏偏出现在桐城,除了共性因素,当然少不了桐城的独特之处。

简而言之,主要有三点:

一为地域因素。姚鼐认为桐城具有“天下奇山水也”,“山川奇杰之气有蕴而属之。”乍听似乎有点玄,但从“师法自然”的角度看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这从他们有关桐城的山水游记中即可体认到。更重要的是桐城古为“七省通衢”,明属南直隶,既享南北文化交流之利,又得易开风气之先。

二为历史因素。桐城古为桐国,汉为舒县地,唐置桐城县。数千年文明古邑,文化积淀丰厚。唐有曹松、宋有李公麟,一以诗名,一以画显。而唐宋八家中的王安石、苏轼、苏辙,以及诸如汉武帝、王守仁、梅尧臣等都曾来游,并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遗迹,耳濡目染,见贤思齐,厚积薄发,陶冶而成。

三为教育因素。桐城元明多移民,勤劳奋发,耕读传家,素以“穷不丢书,富不丢猪”传为家训。《桐城耆旧传》载:“城里街衢曲巷,夜半诵声不绝”,而“乡间竹林茅舍,清晨弦歌琅琅”。以至明清两代,一邑之地中进士者235人,举人793人、贡生509人,一时“文章甲天下,冠盖满京华。”他们出则兼济天下,如父子宰相张英、张廷玉等;入则口播笔耕,薪火相传,形成了浓郁的书香氛围。鸿儒硕学,摩肩接踵,才彦俊杰,代不乏人。

我们可不可以说,以上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最终推出了桐城文派这一恢宏的文化景象呢?

桐城派作为清代的一个散文流派,它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和深远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学术界早有定论。著名学者郭绍虞先生认为“有清一代的古文,前前后后殆不与桐城派发生关系……由清代的文学史言,由清代的文学批评言,都不能不以桐城派为中心。

同时它作为清代一个尊崇程朱理学的散文流派,它对中国社会思想的影响也是深刻的,有些仍具有现实意义。如桐城派文人注重修身养性、爱国恤民的情怀,提倡兼收并蓄、包容廉让的精神,躬行勤勉敬业、提携后进的品格,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当然,由于时代局限,他们所提倡的诸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封建贞节观等,也是我们所应当坚决摒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