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冬天的那次招工是人数最多的一次，和我一道下放在大枫公社的桐中学生几乎都被招了上来。
我也过了政审体检关，回到县城等待分配。母亲希望我能去粮站工作，说那里内部职工可以买到粉糠，家里养几只鸡有蛋吃；兴许还能养头小猪，过年宰了能够改善生活。可我一心只想远走高飞，想到城市里去见识一番。
当时县招工领导小组组长由人武部谢科长兼任。因“文革”初期随同学出入武装部大院，我与谢科长曾有数面之缘。他见我这次招上来了，就问我去不去县文化馆，说那里恰巧有位同志要调往合肥，正缺人；如果不想去也可到乡下初中当一名老师。可我当时懵懂无知不谙世事，竟拂却了他的好意。
几天后分配方案敲定下来，我去的单位是铜陵井巷公司。铜陵井巷公司此次在桐招工数十人，大多是下放知青。
71年1月13日启程，途经安庆。在安庆工作的同班学友志田、正青赶来为我送行，戏称我这是去“闯关东”。我心中也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翌日由安庆港乘小轮东下。人倚船舷，江水滔滔，远处江豚浮没。虽是冬日严寒，也掩不去两岸风光瑰丽如画。午后船泊铜陵县码头，上了岸，早见两辆无篷卡车正在恭候。原来我等目的地并非铜陵市区，而是六十里开外的凤凰山。大家携着被服行李挤挤攘攘登上大卡车。人立车上，沿着土黄色的公路，过顺安，经新桥，一路颠簸，薄暮时分抵达凤凰山。
凤凰山现今为4A级景区，可当年这里是个沸腾的矿区。路上来来往往大都是身着工装顶戴矿帽足踏长靴的矿工，整个矿区弥漫着男性荷尔蒙粗犷的气息。
四望群山攒聚，余晖在山，晕染着星星点点松柏的凝绿。一条椭圆形公路宛如金色缎带环束于山之腰，公路又与小道古巷串连贯通，将矿区分割成大大小小的区块。山下有小桥流水，山上耸立着井架。沿着石阶拾级而上，可达傍山而建的选厂。捷克产自卸卡车装满了湿漉漉的铜精沙驰奔在大道上，司机高昂着头，车轮旋起一串串土黄色的尘沙。
七十年代凤凰山驻有四大国有企业：分别是地质队、建安公司、井巷公司和凤凰山铜矿。地质队主要是勘测探矿取样；建安公司负责地表建筑物的设计建筑安装；井巷公司则是围绕矿体开掘竖井和巷道；凤矿为矿区最大单位，任务是釆矿选矿并将选好的铜精沙运往冶炼厂。上述四家单位均归属于铜陵有色公司，有色公司麾下另辖铜官山矿、狮子山矿、金口岭矿、铜山矿、机械总厂等大型企业。
井巷公司机关大楼位于铜陵市，设在凤凰山的称三工区。经过一周学习，我们这些新职工被分派到各个连队。当时工矿基层单位名称叫“连”，有点准军事化管理的意味。随着时代发展后又改“连”为“队”，现在则不知用何称谓。
我被分到四连，四连职工约有150人，设正副连长、指导员共四名。指导员主管“抓革命”，即带领职工读报学文件开展政治理论学习；连长一正二副，主管“促生产”，即负责派班安排井下生产任务。连队下分三个“排”，各有一名排长。井下工作三班倒，排长领队，三个排轮流上岗，夜以继日车轱辘转。
第一次下井不免有点紧张。连长派班时特意叮咛：“今天新工人上岗，老工人要带好新工人，注意安全！”连长讲完后，诙谐风趣的副连长又添上一句：“活干完后工具要归放好，巷道该清理的地方要淸理干净——像大姑娘的屁股一样青丝丝的。”于是在嬉笑声中，工人步出连队派班室。
走过一段小路来到一处陡坡。坡下建有压风机房和矿工澡塘。上了坡，来到“十90”井口。“十90”是口语简称，意指此处井口海拔高度为正90米。井下还有许多巷道，分别为“十10米”、“一40”、“一120”、“一200”、“一400”……
“十90”在地表，井架高耸，旁有矿灯配电房和卷扬机房。由卷扬机房伸出的钢丝绳粗如小孩手臂，正紧紧拽住罐笼上下。罐笼近似于电梯，只是不加装饰简陋而实用。罐笼底部焊有两根短轨，短轨与地上长轨相接，可供矿车载物运输。
拿开护栏走进罐笼，老工人将新工人围护在中间。打点工（信号工）按下“当当”两声电铃，罐笼由慢变快由快转慢落入井底，罐笼外墨黑一片。眼前忽地一亮，原来降到了“十10米”。走出一看，四周皆是黑森森的岩壁，两根铁轨铺向远方。顶板高近十米，井口还算宽敞。
就着昏黄的电灯光仔细一看：原来罐笼一侧还另外架有供人攀爬的木梯通道，通道另一边则是井壁。木梯一架约三米，中设平台，左右转接，笔直向上直通井口。从“十10米”到“十90”垂直距离80米，不知共有多少架木梯。如逢停电或遇意外，矿工升井时便只好经由这列“天梯”攀爬到地表。木梯苔滑湿腻，从岩缝中渗出的水滴滴到矿帽上叮叮作响，倘无一定的胆量和臂力当会望而却步。
前行十多米转弯，巷道顶板渐矮，两米多高，弧形穹顶。路宽也仅两米多，中有铁轨依旧前伸。巷壁两尺高处楔入铁制托架，上面敷托着电缆、风管、水管、风筒一应矿用设备，逶迤通向深巷。
再走几百米，终于到达今天干活的“迎头”。煤矿称工作面叫“掌子面”，铜矿则把釆掘工作面叫做“迎头”。迎头堆满了小丘似的矸石，那是上一班放炮后留下的产物。鼓风机呼呼吹送，炮烟渐渐散去。
支柱工（或安全员）首先进入迎头，拧亮矿灯手握水管对着顶板和侧壁冲洗。假如发现凸翘欲坠的岩石，便持钢钎插入裂隙，小心翼翼将其撬落。
待到目测无虞之后，随班电工拉线牵灯。电工将36伏的白炽灯泡串联并联架设好（铜矿没有瓦斯，这是较之煤矿略胜一筹的地方），就轮到出矿工出矿了。
我所在的连队是掘进连队，出的不是矿石而是基本无用的矸石。我是出矿工，三年多井下时光就是在“扒矸子”中度过的。两人一辆矿车，手持铁制三角耙，将矸石扒入铁畚箕，再用力端举，将它倒入矿车推走，这就是我们日逐一日要做的工作。
小型手推矿车有两种：一为侧翻式矿车，状如硕大的摇篮。两人顺着一米左右的轨道，将满载矸石的矿车推到溜井旁，拔掉插销将矸石倾倒进黑咕隆冬的溜井里面。另一种为前倾式矿车，长方体状。此类矿车常需人力推至井口，再经罐笼提升至地面架头处倾倒。
矿车装满矸石可达数吨，如果中途“掉道”颇要费一番力气，此刻需借助撬棍将它抬升至轨道。若是前倾式矿车，加之推车工剽悍勇猛，也可紧贴矿车前壁，独自奋力托举令其归位。当然矿工并非人人神勇，像宣传画上展示的那样个个都是彪形大汉。
也许有人要问：“生产全靠人力，难道没有机械设备？”机械是有的，如风簸机、电簸机、T士机都可用来铲装矿石。只不过那些设备受到迎头环境的限制，再加上动不动就“抛锚”，为了赶进度，上上下下都认为还不如人工快捷省事。
当迎头一茬炮矸石出光又铺好临时轨道，打眼工也早已拉来风管水管，扛来打眼机（凿岩机），立好支架，插上钻杆钻头，“突突突”地打眼了。在狭小封闭的空间里，凿岩声震耳欲聋，尘雾水汽弥漫。怕得矽肺病，我们这些学生矿工往往戴着洒透水的两层口罩。听老工人说，井边铜矿因矽尘过重，许多58年进矿的工人都染上这一不治之症而过早离世。
前壁洞眼全部凿好，人员撤出，放炮工开始装药。一管管炸药套上防水“避孕套”，塞入洞眼用炮棍捣实。依照技术规范中间留几个洞眼不装炸药。放炮工逐个点燃导火索急步奔出，接着传来隆隆巨响。炮烟涌出，矸石崩散满地。
劳动中最为放松的时刻是吃工间餐的时候。当送饭工挑来自费工间餐，一个个矿工便由迎头回至安全巷口，摘下矿帽塞到屁股底下，倚着边壁坐下。一边津津有味大口大口吞着饭菜，一边百无顾忌地说着千奇百怪的笑话或荤段子。唯有此时，大家全然忘却了疲惫紧张与恐惧。
巷道掘进，我最喜爱干的活儿是在地表井口推拉矿车和在架头处倾倒矸石。因为那样白天可以看见太阳，夜晚可以见到星星月亮。
巷道掘进，井下偶尔也能见到地面无曾目睹的风景。有次炸药崩开边壁豁了一个小洞，拿起矿灯朝里照看：原来足下一米低处的那厢竟藏着一处偌大的水潭，洞天下一潭静水清幽而凛冽，甩个石头进去铮然传响，不知水有多深面有多广。还有一次施工与古人釆掘的老洞不期而遇，老洞狭小曲曲弯弯，不知古代矿工如何匍匐作业，令人生发悲怆绵远的遐想。
我们四队还曾开凿过一口拟作通风的竖井。相比之下，开掘深井比平巷掘进要困难和危险得多。风井井址位于距滴水岩不远的一处缓坡。砍尽灌木杂草，铲光土壤浮石，工人们便一尺一尺向下开挖。三米深后不能再靠木梯上下，于是就在井上支一辘轳，吊着一只大箩筐装人载石。
渐渐掘到十米多深，井口上方遂又架起钢铁井架，钢丝绳末端设有挂钩，紧紧钩住一个硕大铁桶。大铁桶口小腹大，状似齐颈深的大水缸。矿工打眼放炮下井升井就凭靠这个大铁桶升降。
大铁桶一次可乘四人，上下时铁桶滴溜溜打转，人立桶中头昏目眩。更可怕的是当矸石装满一桶卷扬机呼拉拉提升之际，出矿工依旧待在井底。井只两米见方，此时井底工人只能各寻井壁贴立，全神贯注，默祷千万不要掉下一块矸石。
谢天谢地，历经数月，风井工程终于告竣，弟兄们有惊无险。
四连作为掘进队本来没有釆矿任务，可有一年为了突击完成“双三万”的指标（铜陵市年产三万吨铜、三万吨铜精沙），四队也曾投身采矿的战场。采矿场好似地下大溶洞，又如同一个小广场。矿石层层叠压，片石边角锋利如刃，块石状如虎豹蹲踞。打眼工一个个屹立在巨石之上，身着雨衣仰首打眼汗如雨下。大干快上，三班改作两班，每班工人上班时达12个小时，加上下井升井，余剩时间仅够睡觉。
人类向大自然索取宝藏以创造自己生活的时候，付出的不仅是汗水还有殷红的血。尽管大会小会讲安全，但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很难避免的。冒顶垮帮会死人，泥石流倾泻进矿井会死人，罐笼失控坠落会死人，放炮不慎会死人。
我有一位老乡就是放炮时献出自已年青的生命。那时某些产品质量还不能完全有保证，记得有次派班时连长说：“这批导火索有万分之三的不合格会提前引爆，大家要注意！”此类导火索有如某些爆竹引线，刚一点燃便会“嗤”地一声火花窜出老远。井下四块石头夹块肉，放炮工焉有闪避的时间和空间！
有天小夜班，我们连二排在工作面干活，忽然发现少了一名打眼工。人到哪儿去了？大家纷纷寻找，找来找去无人，最后将目光凝注在溜井上。溜井黑乎乎直通下面一个巷通，少说也有几十米深。连长带人跑到主井井口，下到这一巷道，找到与上贯通的漏斗，撬开一看，人已面目全非，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滑跌下去的。
我们排有次上小夜班，我在平巷里推矿车。忽然听人惊呼“出事了！”跑去一看一死一伤。原来三个打眼工要到上面一处迎头工作，需从一口窄井蹬着木梯一级级攀爬上去，爬时还要携带打眼机和风管水管，工具太重，于是先将打眼机等用绳索绑紧，两人上去用力拉，一人在下用力顶。
拉至一道平台，齐喊号子“一二三”，想因声波震动，一块片帮巨石瞬间砸下。站在平台上的两名矿工，一人坠地当即身亡，一人尚有气息。我和同伴将伤者背起跌跌撞撞奔向主井，鲜血染红了工作服。这名矿工终因伤重几天后也死在医院。
矿工工伤身故，单位需派大量人手应付善后，依照国家政策，直系亲属可逐月领取定额抚恤补助金，此外家中还可安排一人顶职。顶职有一定条件，来矿后一般也不再当井下工。矿工多来自农村，当时找到一个带商品粮户口的工作单位也挺不易，于是死者的父母想让小儿子来顶替，死者的妻子也想让自己顶替，单位左右为难，悲伤未愈的家庭又添新伤。
回想井下时光，我也曾两度遇险。有天大夜班排长派我送饭，这是个轻巧活，工间餐送完就可以回宿舍睡觉。凌晨三点，送完饭我由迎头返回主井，不料罐笼停靠时中间那块活动踏板竟然无法打开，半斜着宛如一道屏障。打点工说这是箕斗运矿导致风压不足的缘故，叫我等到天亮升井。可我急着回去睡觉，竟将饭筐水桶扁担抛进罐笼，而后自己如跨栏般纵身一跃，跌入罐笼。踏板宽约半米，下是深不见底的深渊，打点工惊得直骂：“你这家伙你这家伙⋯⋯”至今思之心有余悸。
还有一回扒矸子，丁姓矿友推来一辆矿车，我赶上去手搭右边同他一道往前推。到了迎头，他在左边扒矸石，我在右边扒矸石。干了没几分钟，突然碗大拳大的石头纷纷坠落，“冒顶了！”众人惊呼后撤。丁矿友早被石头砸中，左臂鲜血淋漓，后经检查骨折。冒顶之后，支柱工赶来捣捣撬撬，又从顶板上撬落许多石块，足足装了两矿车，想想令人后怕。
05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为了紧跟形势，矿山也曾一度成立过“女子掘进队”。女子掘进队队员都是来自机关学校医院里的年青姑娘，个个英姿飒爽要求进步。从安全起见，领导为她们配备了经验丰富的老矿工充当“顾问”：指导她们扒矸石，帮助她们打眼，代替她们放炮。
至于那些虽有户口却无正式工作的矿工家属，矿上也把她们组织起来从事一些辅助性的劳动。说是“辅助”，干起活来并不轻松。她们整日随大卡车东奔西跑，运股板卸水泥下石灰，一个个脸上身上脏兮兮的，好处是能挣点小钱贴补家用。
矿工下班之后还得参加政治学习。毎个连队都设有一间学习窒。每周学习三天，每天两小时。周一学安全知识，周三周五学政治。白班如此，小夜班大夜班下班后也是如此，雷打不动。
矿区工作，怕的是上大夜班。半夜11点到班，清晨7点下班，加上往返走路下井升井，每天工作九、十个小时是常事。大夜班打破了人的生理节律，挺不适应，耐不住辛苦的青年矿工偶尔会去卫生所，找医生护士开张病假条。哪怕磨不到，能与漂亮的小护士说逗上几句笑话，也是莫大的享受。
井下工虽然辛苦，但工资及福利待遇还祘是不错的。如果不请假出满勤，每月工资连同井下保健津贴可达五十多元。那时学徒工每月仅18元，在土建连抡大锹的也只32元，一般机关工作人员的待遇也比不上第一线。
出矿工每年发套工作服，五个月换一次胶靴，八个月发条毛巾，一个月半块肥皂。
七十年代商品粮凭证凭票供应。城市居民毎月口粮定量27斤，可出矿工每月定量55斤，上大小夜班还单日另补三两粮票。肉类紧张，城市居民月供半斤，而井下工听说有三斤，只不过供应到食堂。单身汉粮食足够，可也有些家庭仅一人工作，妻儿户口又在农村，若老家生产队不愿供油供米，那么每月55斤大米就成了全家人的口粮，日子照样过得紧巴巴的。此类家庭往往一大家子挤在一间草屋里，外面搭个披厦烧锅，坡地上辟几畦地种上一点蔬莱。
千千万万矿工最本真的人生哲学就是挣钱活口养家。其中头脑灵活想得长远点的，就是苦干实干，由排长到连长，几年后博个“以工代干”，再把“代”字去掉。这样也许会从有限的进城指标里弄到名额，让妻儿成为城里人不再低眉顺眼。
我所在的井巷公司属流动企业，南征北战，矿工住房因陋就简，比大庆油田夯筑的“干打垒”房还要羞涩。三工区住房一栋连着一栋依坡而建，每栋约10个房间。房屋以竹为檩，覆以稻草或油毡，草房之谓名副其实。除承重处系砖石砌筑外，内墙大抵皆是竹编芦席，外糊一层泥巴，再刷一道白灰而已。一间房住四个单身汉，每人配发两条木制或铁焊的“大马扎凳”，上铺一块木板，就是各自的卧榻。所幸后檐有窗，倒也南北通透冬暖夏凉。
我们吃饭的食堂最初也是厅堂式的稻草房。草厅里摆着几张方桌，方桌四周围以首尾相连无法挪移的条凳，仿佛一个个“回”字。板凳油腻，矿工端着饭盒往往不愿屈尊就座，而是一个个蹲在条凳上面，一边吃饭一边海阔天空。草厅顶上偶或垂下一缕银丝，丝端銜着一只小青虫袅袅地荡着秋千，看去可爱而有趣。
食堂供应的餐食还算不错，早上馒头稀饭咸菜，中餐偶见粉蒸肉，二毛钱一份，那是我的最爱。周边没有菜市场，司务长常跟车去大通镇买菜。有次购回一条大鱼，一百多斤。食堂大师傅烹烧一番，块状肥厚润腻形似“东坡肉”。此鱼堪能解馋，只是其腥无比，饭碗几天也洗不净鱼腥味。后来有人说那鱼恐怕是江豚，一想真是罪过。
矿工的癖好是喝酒。外面山头的老乡来了，打几个菜，几个人围坐在工房里，喝上一杯白干，猜拳逗趣美滋滋的。食堂边近街巷里有个卖花生米的老头，我们常去叩门。花生米九毛钱一斤，比猪肉还贵，可它香脆可口，求大于供。彼时白炽灯泡奇货可居，老头儿说如果拿只灯泡来也可换取半斤花生米，无奈220伏民用灯泡很难弄到手，只好照旧掏钱。
最难忘的风景是春日逛山。邀三五好友，循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上行，不多久便可到达相思树。两株老树隔河相抱，树下一泓清碧。同行者大多未婚，皆行注目礼，祈盼树神牵来千里姻缘。
转上东山，漫坡遍野开满牡丹花，粉白嫣红。晚风轻拂，牡丹花颤动着她的粉颊风情万种撩人心旌。凤凰山以牡丹名世，根名“丹皮”，主治月经不调经行腹痛等妇科疾病。此地乡民凭赖种植牡丹小富，一个工可达三元，远胜他乡。
行行复行行，我们又从铁丝网围隔着的炸药厂边走过，顺坡而下，兀地眼前豁然开朗，只见开阔地上矗立着一排排红瓦房。此处平房里居住的都是机关中层干部和一些资历较老的老矿工。过了“红房子”，又见小挢。桥下流水潺湲，桥头一株古树虬枝㦸立。穿过民居小巷，就又回到我们的住地。
为丰富职工业余生活，公司电影队不时来三工区放电影。银幕挂于食堂边一处空地，观众自带小板凳。所映影片无非是《地道战》、《地雷战》和“京剧样板戏”。有晚正映《南征北战》，中间放映员忽然拿起话筒喊道：“凤矿XX同志赶快回去！凤矿XX同志赶快回去！⋯⋯”大家一听寻思不好，莫不是出事了？不久传来一个噩耗：凤矿发生透水事故，井下死了七个矿工，三个桐城人四个枞阳人。
我在井下干活，远在家乡的亲人为我担心。叔父来信总告诫我要注意安全，还在中学读书的幼弟来信中也免不了次次添上“注意安全”这四个字。可是安全岂是个人完全能夠掌控的么？为挣钱养家，矿工常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豪言壮语是“要死屌朝上，不死翻过来！”矿区大道边竖立着如同今日售楼广告般的大标语牌，上面赫然写着“为了埋葬帝修反，用血换铜也心甘！”读来撼人心魄！
井下干了三年，我也盼望能换一个工种。可由井下工调到井上并非易事。既要公司愿调，又要连队肯放。哪怕由井下调去食堂当炊事员，人事科与连队指导员也要去翻翻你的档案，看看是否“根红苗正”。那时机关工作人员也都小心翼翼生怕有个闪失，若是犯了什么小错，最直截了当的办法就是把你打发到井下让你尝尝迎头的滋味。一方面尊崇矿工为最伟大的职业，另一方面井下又是改造人的好地方。此中悖论似乎让人解读不透。
闲来无事，我写了两首小诗投寄铜陵特区《东方红》报，幸被釆用。连队见我“还能写”，于是抽我出出宣传栏写写批判稿。其时批林批孔批宋江，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虽然不是专职，但隔三岔五可以借机休整一下，且保健津贴照拿，我当然乐此不疲。
四队与我同搞此类宣传工作的还有放炮工张赤。他是铜陵县人，擅长书画，毛笔字颜骨柳筋龙飞凤舞。张赤待人诚恳，与我相处甚洽。在人生道路上，他曾给我不少点拨与指引。后来他调到新桥“701厂”，我回乡后也未能联系上他。
就这样浑浑噩噩干了一段时间，三工区将我借调到工区机关。吴区长老家枞阳，蔼然可亲兼有刚毅果决之气。来机关后我仍是写写画画，与连队所事宣传活动大同小异。如此大半年，一日凤矿来人索要一名教师，理由是井巷公司不少职工子女在凤矿中学读书。吴区长问我是否愿去，机会难得，我遂去了凤矿学校。
现在回想起来，冥冥中似有定数：70年冬季招工时我不愿留在桐城当教师，想不到绕了一个大圈子，命运又把我送到学校。祖父、父亲、叔父、姑母都是教师，转来转去我还是秉承衣缽。
记得一位名人说过：“人生的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未出校门的年轻人常以为人生道路洒满阳光，路的拐弯处还有一位貌美如花的姑娘凝视着你盼着和你牵手。现在想想真是傻冒。
晩年解剖自己，我本柔弱。既非左拉笔下的艾蒂安，也不是路遥书中的孙少平。我只是千千万万矿工中平庸的一员。岁月艰辛，也让我懂得了人生的不易友情的珍贵并磨砺了我的品格。
与我当年一船赴铜的知青，有的奋斗成了公司的工程师，有的调升当了各级领导干部，有的在基层单位一直干到退休。而今俱已星散安度晚年。每当邂逅相聚，大家都倍感亲切。推杯换盏之际，忆及为国献身的矿友患病早逝的伙伴莫名其妙失踪的同学，也免不了五味杂呈感慨万千……
岁月如流。难忘青春！难忘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