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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年的忧伤,矗立在太行山南麓的皱褶山地,风吹雨打,无限苍茫

杨献平 || 旧年的忧伤

杨献平 || 旧年的忧伤

每次回到乡村,都会看到现在和过去的人们。日复一日的生活让他们眉头光洁或者皱纹满面,污垢在指甲甚至额头上。其中,有一些人不在了,阔大的山间成为了他们最后的灵肉居所。我感到忧伤,活着的一如既往,抡着橛头向田地讨食,或者背着行囊,到城市打工;死去的万事皆空,一些黄土迎接并掩盖了他们的灵肉。随手插下的柳枝偶尔会长成柳树,与无边的茅草一起,矗立在太行山南麓的皱褶山地,风吹雨打,无限苍茫。

两边青山依旧,曾经的土石公路铺上了柏油,路边的田地总是晃动着戴草帽的人影,旧了的村庄不断崛起新房,显赫的半边楼在梧桐树或者杨槐树的掩映下,向同乡们传达(显示)着主人家的勤劳和富裕。还有一些突突而奔的大小机动车辆,呼啸而去又呼啸而来。一个人走在这些人和事物之间,感觉陈旧却又繁杂,简单而又丰裕。毕竟,这是一群人生存的地方,一群人生活的习俗和外在形式。很多年前,我也在这里,容身的村庄毫无新意,但每一个人都习以为常,乐此不疲。

站在最高的山顶,从五里外的莲花谷村开始,整个村庄就像一个巨大的“北”字。其中,山峦叠嶂,奇峰横起,鸡鸣犬吠充耳相闻。五岁时的一天,看到代课多年的张老师,我牵着母亲衣襟,央求她给老师说说,让我早点上学——我太喜欢读书了,谈不上少具大志,只是异常羡慕那些会在路边石板上写字相互咒骂的孩子们——不会的字可以用汉语拼音,其中还有不少粗俗俚语,虽然歪歪斜斜,但给人心理的打击力量一点都不逊于张口就来的大人。

学校在两里外的砾岩村,一排青石房屋,窗棂上的马头纸随风飘摇。代课的张老师门牙很大,抽烟很多,上自习课的时候喜欢打瞌睡。第一天,我学到了“a、o、e、i、u、ü”和“1、2、3、4”,看到了语文课本上鲜花簇拥的北京天安门。下课时,什么地方都敢去,就是不敢到十米开外的龙王庙和猴王庙去玩。那些院子里都长着巨大的核桃树,个个冠盖庞大,枝叶繁密,即使夏天,那里也格外阴凉。有一次,和几个同学大着胆子趴在窗棂上朝内观望,一股阴森之气凭空而来,神情诡异的泥胎高大威武,目光炯炯。尤其是右边的龙王庙,花梁上画着一条金色长龙,尖利的指爪上还吊着两个样貌猥琐、惨不忍睹的男人,鲜血凌空滴落。

母亲说:那个人不孝顺,虐待爹娘,老天爷就让龙王把他抓走了。这大概是最简单的传统教育了,对我震动很大。但很快又抛掷脑后,还没学会几个字,就开始用拼音在路边的石板上骂人了。每天晚上,和本村的伙伴们啸聚一起,与砾岩村的孩子们打仗,以土块、石块和树条作为武器,相互抛掷和抽打,沾了便宜就跑,吃了亏心有不甘,谋算着如何报复。特别是有月亮的晚上,我们跳得更欢,还没变声的嗓音,伴随着南面山上的阵阵狼嚎,在沟谷的岩石上跌宕。有一次,我用一根杨树枝条抽在了砾岩村的张亮身上,一道红色的血迹蚯蚓一样隆起。

进入二年级,老师姓曹,有一个在乡里当官的亲戚,村人都很敬他,他也总是神采飞扬。有一次,别的同学打我,母亲找到学校,让他管管那些打我的同学。不知怎么着,姓曹的老师反而跟母亲发火,母亲气急,到教室拿了杌子和书包,牵着我的手说再也不上学了。我不干,哭着说还要上。母亲禁不住我的再三哀求,没过几天,又把我送去上学,还给姓曹的老师说了不少好话。到四年级,我彻底脱离了曹老师,转到了刘老师门下。刘老师很和蔼,教学也很好。但我还是改不掉顽皮的毛病,不管上课下课,总是喜欢和同学们嬉闹打架,有一次,和西沟村的一个女同学翻脸,相互对骂,脏话迭出。五年级的那个夏天,不知怎么着,忽然对一个姓张的女同学有了好感。

这时候,小学校搬到了马路边,紧接着大队部、戏院和供销社。我经常拿了家里的鸡蛋换糖吃。供销社的老人笑眯眯的,两根手指之间夹着纸烟,前额的头发一律向后梳。没过多久,我就知道了,他就是被我用树条在背上抽了一道血痕的张亮的父亲。大队部的门经常开着,支书和主任每天来,坐在满是灰尘的桌前抽烟聊天。有一年架电线杆,戏台旁边架了好几口大锅,电力局的工人在那里吃,村里几个干部也在那里吃。有几次,我还发现他们的孩子和老婆,也都端着热气腾腾的大碗,吃得满头大汗。听很多人说,夹门村一个闺女看上了电力局来帮助架电线的一个小伙子,整天跟着人家满山满河沟地跑,寸步不离。几个月后,通电了,有一次放学回家,看到她坐在路边的石墩上哭,浑身颤抖,眼泪汪汪,连我也忍不住跟着一起悲伤。

再后来的初中,在五里外的莲花谷村,一排石头房子四周,围绕着一些旱地和好多核桃树。我和喜欢的张姓女孩子、表弟海军、好朋友晓民、建民和二光等人,同一天扛着杌子,背着书包到那里上学。与此同时,也看到了同学三年,后来又演变成暗恋对象的女同学曹菲。她家在莲花谷村,十几分钟就是一个来回。而我们这些被莲花谷村习惯称作“山里人”的孩子们,夏天时间长,可以早去晚归;冬天则要住校,但学校根本就没有宿舍,学生们都住在莲花谷村的亲戚家。

第一年冬天,我和晓民住在爷爷的亲妹妹——我的姥姑家,也就是曹菲所在的村庄。闲置的房子很冷,晚自习回来,躺在冰冷的被窝里,可以清晰听到老鼠奔跑和自己牙齿打架的声音。那年,我十三岁,还尿了一次床,湿漉漉的一大片,因为羞耻,没敢把被子拿出来晒。后来我住到与曹菲的村庄隔河相的望舅舅家。村庄之间是乱石的河滩,夏天下大雨,河水泱泱,有几次还冲掉了村边的几座房屋。那时候,很少人家买了黑白电视机,有些同学晚上逃课,到别人家里看电视剧《杨乃武和小白菜》。后来,我转移到小姨家去住,因为离家远,母亲多次交待说:中午可以到两个舅舅和小姨家吃饭,但我不想去,即使饿得肚子叽里咕噜乱喊。

有几次饿得捱不住了,到东沟桥边的一个小卖部赊帐买饼干吃。店主是个老太太,很矮,脸皮发皱,认识我母亲及其他亲戚,对我很放心。天长日久,我在她那里欠帐达五十多块钱,不敢给母亲说。有一次她遇到母亲,说了我欠帐的事。母亲很生气,付了钱后,带着我往回走,唠叨了五里地还没结束,吃饭的时候还在说。我心里特别痛恨那个老太太,后来就再不到她那里买东西;也曾发誓说;等我长大,我会拿一大摞钱,把她的小卖店全部买下来,自己吃不完,就扔到河滩里。

接下来的事情,仍旧在学校。初一下半年,姓张的女孩子辍学了,我难过,幸好她家和我们村庄离得不远,偶尔还可以看到。有一年深秋时节,北风浩荡,大地萧索,到处是飞舞的黄叶。我放学回家,在村口,蓦然看到她背着一大堆枯干了的玉米秸秆,从河沟上来,脸色通红,美丽的大眼睛满溢着尴尬和羞涩。我心疼了一下,隐隐觉得,她不该这样的,忍不住低下头来,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老师大都是本地的,中专毕业,因为跳出了农门,人前人后,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骄蛮之气。唯一的一位女教师来自不远的外地,不能说美,也不能说不美。有一次,一个男同学到班主任办公室问问题,却发现两个老师在屋里热烈拥吻,回来就说给我们听。不管他人心情怎样,我是激动的,甚至很羡慕。那时候,我已经在暗恋曹菲了——趁无人之际,把一张纸条夹在了她语文课本里——我原以为她会懂,没想到她把纸条交给了班主任,让他在课堂上大肆演说(痛斥)早恋或者恶作剧行为的危害性和不道德。对于早恋,我是有好感的,而后面的“恶作剧”我不以为然。因为我是真心的,没有一点虚假,怎么可以冠以那么难听的一个名字呢?

这一事件,让我迎接到了人生的第一次打击。曹菲不但没答应,而且若无其事,慢条斯理,欢乐得像是一只小鸟,正好与我的痛不欲生、心如刀割形成鲜明对比。这令我尴尬、沮丧甚至愤怒。但冷静下来想,似乎也知道曹菲决绝的理由:一是她本人根本没觉得我好;二是家境问题,这在以利以权为婚娶第一要素的乡村,肯定不合时宜;三是曹菲一心用功学习,鲤鱼龙门,而使她无暇顾忌,或者不屑于此。

她的选择功利而实用,恰恰与我喜好空中楼阁、雾中看花、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个性和人生境遇截然不同——最要好的同学还是先前的那几个——但后来几乎都变了,晓民不近人情,斤斤计较,有一次,武安的几头黄牛翻过山岭,跑到他家玉米地里,晓民看到,用石头砸掉牛角不说,还把牛内脏砸成重伤,赶回去没几天就死了。二光正在暗恋一个女孩子,总是晚上把我叫来,帮他写情书;两个人躺在一面大木床上,我说他写。我到邢台或是回××县,还拐道给他送过情书。周末,和同村的建民到后山,一边说话一边砍干枯的树枝,有时候也闹矛盾,但没过多久,又和好如初。

时间过得真快,春节一过,就16岁了,命运前途成为最迫切和最现实的问题。中考之后,建民、曹菲等人考上了重点中学,个个志得意满,不用大人们说,连我自己都觉得低人一等——后来到××县老城的一所中学上学,各方面都很好,但没过多久,我至今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性格野蛮的男同学总是欺负我,一天晚上下了晚自习,他把我堵在教室里,挥着拳头要揍我,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家在西毛村的杨姓(忘了名字,很对不起他)男同学站在了他的面前,警告他不要欺负山里来的同学。这使我很感激,到现在仍不断想起他。我与曹菲虽然分隔两处,可我还一门心思暗恋着——有一次,坐车几十公里,又步行了十多公里,到她所在的中学去看她——但又不敢,只能在门外徘徊。其时,夜幕降临,大地沉重,次第的灯火与满天星斗交相辉映。

两年后,几个同伴同学相继结婚了,表弟是其中之一。我也去帮忙,一个村庄一个村庄,挨门挨户借碗筷、盘子、桌椅等用具。还有几个男女同学,大都十八岁——我不以为然,母亲却总是说:看人家谁谁谁多有本事啊!这么小就结婚了,你呢?我反对说,这有啥了不起的,我肯定打不了光棍!娘说,就你那个好吃懒做,不会挣钱只会花钱的样子,谁会给你当老婆?这话虽然狠,但母亲是有根据的。我生性懒惰不说,还欠了好几千块钱的外债。其中一笔,是为了一个人(除了自己,还有另外一个当事人,他人至今不知),其中一笔是离家出走导致的。

1990年冬天,爷爷去世了,父亲号啕大哭,我却没流一滴眼泪——不是我不悲伤,而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悲伤。办丧事的时候,请了吹鼓手,放了一场电影。下葬的那天,老舅和来自莲花谷村的后代指责母亲对爷爷不孝顺,勒令母亲下跪,以示惩戒。我穿着孝衣,跪在灵棚中,听到急忙跑上来,见有人欺负母亲,大吼一声,冲上去就要拼命,是大姨把我拦住了。后来又觉得母亲不对——给老人下跪是应当的,但事实上是,他们要母亲向他们下跪。这是带有侮辱性质的——母亲并没有不孝顺爷爷奶奶,这一点,到现在我仍敢拍着胸脯对着爷爷奶奶的坟头说。

埋葬了爷爷,日子一如既往,我的境遇丝毫没有改变。1991年冬天,我在山西左权亲戚家,太行山南麓的大片地域又降下一场大雪。母亲风尘仆仆地跑到山西,直接把我送到××县,参加体检。没过几天,我就领到了崭新的军装军被。从××县乘车到石家庄,再转乘69次列车,越过已经干涸了黄河、朝代的西安和撒满月光的秦岭,在河西走廊西端,甘肃和内蒙交界的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安下身来。这时候,曹菲还在学校读书,我写了好多信给她——但都泥牛入海,杳如黄鹤。

第二年春节回到家,拐弯抹角地打听到,曹菲还没有出嫁。一年或者两年后,等我再次回家,曹菲已经嫁人了。至此,我的乡村生活从精神意义上真正地结束了。从离开的那一天起,我就暗暗发誓:宁可死在他乡,也不再回到村庄。这显然是气话。事实上,我总是想回去看看。古老而蓬勃的村庄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人还是那些人,物还是那些物,只是多了一些趴在雪白胸脯上吃奶的婴儿;山顶掠过的风,下过的雨依旧在山顶和沟谷,绿色的植被丰茂浓郁。第一次回去,表弟有了第一个儿子,第二次回去,那些考上中专的同学们都毕业了,在各个学校当了人民教师,一个个神采飞扬,牛气冲天;第三次回家,曾经要好的同学晓民死了,是在乘车时,不知谁携带的电雷管和炸药突然爆炸开来——二十多人身体被撕开,尸骨分散各处,晓民也只捡回一块发黄的头皮。

那些天,我正好在家,头两天还和晓民一起,帮着建民家盖房子。第三天下午,听到他乘坐的客车爆炸的消息;次日晚上,被一个大爷半夜喊起来,和很多人一起,趁夜抬着他的棺材,埋在他父亲坟前;第四次回家,同学二光离开了曾经的对象,和嫂子一起生活了。我觉得可惜,那么好的一个女孩儿,他怎么就能忍心呢?还有一个同学,烧砖时不慎被砖机搅断了一只手臂。

还听说一件事:临村一个光棍,早年花五千元买了一个贵州媳妇,过了好几年,据说还很恩爱,生了孩子。谁也没想到,秋天时候,她却带着两个孩子偷偷跑了;第五次,正逢莲花谷庙会,母亲让我去看看大舅,我怕大舅训斥,一直没去,乘车到兰州,打电话回去,却听到大舅从房上摔下死了的消息;想起大舅对我和我们家的好,忍不住后悔,泪流满面;第六次,我的身份彻底发生了改变,至此,我从世俗意义上离开了那座村庄;而74岁的奶奶却病了,我和表弟、姑夫一起带她去第二十冶医院查看,说是晚期胃癌。这一次,同学二光也患了食道癌,奄奄一息,我去看他,他笑笑,什么话也没说。

又过了三年,再一次回到村庄,奶奶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水米不进,只能靠药物维持生命,但精神尚好。一个月后,我离开,还没回到所在的单位,奶奶去世了。她多次对我说,希望她去世的时候,我能在身边,可是我没有,而是她和爷爷唯一的儿子,我老实巴交的父亲,从卧病在床那天起,就一直陪侍在她身边:喂饭、梳头、擦洗身子和端送便溺。临埋葬的前一天晚上,大雨滂沱,积水成河,也只有父亲和她一直讨厌的弟弟坐在没膝的水中,为她守灵。第二天,把死了八年的爷爷尸骨挖出来,放在新棺材里,和奶奶的灵柩一同,送到离村三里的庙坪上。这一次,二光也死了,此外,好像还有几个人,不是患病不治而亡,就是在煤矿或者铁矿的事故中倏然离去。

这一年,我到上海上学,圆了多年以来的大学梦,在众多的课程中,最喜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货币制度》和一位女老师教的写作课。期间,未婚妻去了一次,两个人的上海,感觉很快乐,在华联商厦,我给她买了两件白色的连衣裙,从青年森林公园乘轮渡到浦东保税区,又去了外滩、南京路和人民广场、杨浦大桥等地。二十天后,她一个人第一次去了我们家,正是五月,帮母亲割麦子,抢救快要旱死的玉米苗。2000年8月1日,建军节,我们结婚,母亲和弟弟也来了。当日,有趣的一个情景是:喝了很多的酒,遇到一个熟悉的女孩子,忍不住当众抱了抱她,还在额头上亲了一下。

从这一年开始,回家的次数多了起来,村庄也好像没什么改变。听到的消息大致如此:女孩子们找婆家要的彩礼越来越多了,动辄几万;有的结婚没几天就闹翻了,男方不甘那么多彩礼钱打水漂儿,变着法子想要回来,暗地里设圈套,直到对方的人身和财产受到相应的损害。一些楼房高高矗立,但都是半边的,感觉就像是一个穿着借来的高档衣服参加宴会的人,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还有一个结婚多年的妇女,丈夫做生意不慎蚀本,妻子哄着把存款转移到自己名下后,一夜之间,带着一双儿女,杳无踪影。

这让我吃惊,想到了人情、爱情的脆弱和世俗功利的强大。很早我就觉察到:我与那个村庄格格不入——它是浑浊的、浅薄的、传统的和功利性的;我却是激进的、单纯的、悲悯的和注重精神品质的。最近的一次回家,是2005年六月初,草木葱郁,大地流火,好多天不见一丝雨滴,我和妻子一起,带着三岁的儿子,到田里挑水抢救秧苗。母亲在一边看着,很高兴,儿子和小侄女甜甜玩闹,两个孩子很乖,也很快乐。

没事的时候,就到各个村庄转,与以往相比,村庄好像热闹了许多,也时常可以看到一些新面孔。但从他们的长相来看,我大致可以推测出他们的父母是谁;但也有一些人不见了,连一个响声都没有。我第一任的张老师和后来的刘老师也都不在了,还有那个在桥头卖东西的老太太,几位曾经青春飞扬的中学老师现在也都四十多岁了。大多数的同学经年出外打工或者在本地做小生意,有一些富了,有一些穷了,有一些承包煤矿铁矿,还有一些一次都没有再见过。时常听人说,莲花谷向西的大小村庄,几乎每年都有人在煤矿铁矿丢掉生命,妻子改嫁,幼儿凄惶。

还有,很多的黄昏,我一个人站在自家背后的草冈上,俯首远近村庄,暮色苍茫之中,灯火点点,仰望的苍穹依旧湛蓝深邃,只是好像少了好多星星——就像那些消失了的人,我知道又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还有至今仍还生活在这里的人,他们都好么?这些年来,我时常在内心有一个小小的提议:当年的人,尤其是我的那些同学们,如果可以,找个机会,大家聚在一起——什么都不做,就站在阳光下面,好好看看对方,再好好看看自己。

作者简介

杨献平:河北沙河人,现居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