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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奸臣是老乡 (下)

04再度负气  快意复仇

果不其然,崇祯即位伊始,旋即严酷整肃魏氏,竟将其死后凌迟并枭首示众,足见怨恨之深。闲居在家的大铖,见机会到了,时不我待,立即起草了甲乙两本不同的奏章,一起快寄给京城的“老铁”杨维垣。

甲本专劾崔魏阉党,规避东林;乙本“以七年合算为言,天启四年以后,乱政者忠贤,而翼以呈秀;四年以前,乱政者王安,而翼以东林。”(《明史》)指出东林与阉党都“党附宦官”,理应一起罢去。如此不惜冒官场之大不韪,对两大势力一同参劾,各打五十大板,显然在走险棋,弄偏锋,玩聪明。胆勇的确非凡,但所托非人。

时在和东林党敌对,又与阉党内讧的杨维垣,正苦于缺乏重磅炮弹,得其参本如获至宝大喜欲狂。也可能他出于公心,真认为乙本奏章切中时弊,故压根就没考虑大铖信中的千叮万嘱“见机行事”,而是毫不犹豫地呈上乙本《合计七年通内神奸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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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大臣上朝参奏剧照

大铖的乙本奏章指责天启朝的混乱,应按时段问责,前四年罪责在东林党,后三年罪责在魏忠贤。就事论事,态度超然,持论公允——也能看出他与阉党集团整体纠结并无多深。但犯下了弥天大忌,引发了轩然大波,导致东林党倍加恨之入骨。

崇祯可能考虑刚登基,不宜掀场风暴将两党齐罢,虽认同大铖的意见但并未采纳,仍授任他副三品光禄卿,说明此时还是器重他的。讵料仅过数月,大铖即被“御史劾其党邪,罢去”。翌年(1629)东林党承办“钦定逆案”,为大铖拟定并获御批的罪名略谓,“阴行赞导,前后反复,阴阳闪烁”。此次被废斥长达17年。

被罢官的大铖黯然南归。可能虑及“ 流言蜚及里中”,在家乡备受崇敬的大忠臣左光斗惨死,父老乡亲们凭直感判断:好你个“钦定逆案”的阮大胡子,怎么可能是好人!对灰头灰脸蛰居老家的他只会冷漠鄙视,遂避居安庆。

想来是为了维护人生低谷期的必要尊严吧,相当落魄的他多次放话吹牛:我会平反的,还会复用的!口气坚定,自信满满。为避农民军,加之世情冷暖,安庆的生存环境也不宜再居,遂迁居南京,写《燕子笺》,结交名流,联络感情,创造机遇去了。

崇祯八年(1635),“会流寇逼皖,大铖避居白门,既素好延揽,见四方多事,益谈兵,招纳游侠,希以边才起用。”(钱澄之《皖髯事实》)见兵燹四起万方多难,遂招侠谈兵,以为将来复用做准备,自我顶层设计是运筹帷幄的儒将事业,好博得戎马功名以畅其志。

结文社,诗酒唱和以消愁遣闷,再正常不过了。有人却指责他谈兵结社野心勃勃。苛矣!想统兵,在别人是忧国忧民潜龙在渊;在大铖就是觊觎兵权蠢蠢欲动。文学社人人能结遍地开花,复社后来不也降低门槛广招广纳;在大铖,结个小小的中江社,就是沆瀣一气结党营私。真个是看人下菜,舌头底下压死人啦!

中途他几度要讲和,主动递出橄榄枝,并不惜物力慷慨解囊,以示欲重归东林,但遭到峻拒。“高天视听须公等, 燕地何须六月霜” ——他始终自辩被定逆案冤比窦娥。当年结交阉党,何曾害过一人;相反,斡旋其间,还做过对东林有益的好事。但“无人代为分辩,每日向天大哭”(《桃花扇》)。崇祯十四年(1641)申请平反,答复是冷冰冰地反问:钦定逆案能平吗?无奈,他转而举荐也在倒霉的挚友马士英登上高位。足见其政治手腕运用之灵活。

在南京,复社名流们对他先施“杯葛”策略——封锁、冷淡、疏远;继以奚落、羞辱、围攻、群殴;直至贴“大字报”揭其老底,戳其疮疤。真是语言暴力与肢体暴力手段一齐上。

“金陵歌舞诸部甲天下,而怀宁歌者为冠,所歌词皆出其主人。诸先生闻歌者名,漫召之,而怀宁者素为诸先生诟厉也。日夜欲自赎,深念固未有路也,则亟命歌者来,而令老仆率以来。是日演怀宁所撰《燕子笺》,而诸先生固醉,醉而且骂且称善,怀宁闻之殊恨。”(陈维崧《冒辟疆寿序》)

一直被辱骂,乃日夜自省。这次借机主动示好,热脸贴冷屁股,好心好意地送去戏班供候方域、陈贞慧、冒襄观赏。哪承想,贵公子哥们虽也称戏大好,但借醉耍疯,辱骂之毒,损及祖宗。这搁谁不生气不伤心。联想到三天前外出拜庙,竟被五个秀才一顿饱打,分明是有人教的。欺侮太甚,是人都会愤恨,除非是木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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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子聚会图

仍未尽兴,继续痛打落水狗。接着,吴应箕、陈贞慧等起草并与候方域、顾杲、黄宗羲等142人联名贴出了“我们的一张大字报”——《留都防乱公揭》,全面彻底地揭露大铖的所谓罪行,“其恶愈甚,其焰愈张,歌儿舞女充溢后庭,广厦高轩照耀街衢,日与南北在案诸逆交通不绝,恐吓多端”。简直是平地惊雷,震撼东南,声播海内!

有人研究,这两次事件的政治目的性并不强,骨子里还是文人相轻妒火中烧——谁叫你日子过得那么逍遥,《燕子笺》好得出尽风头,夺够彩头,非得让你添添堵,气死才好!怕不全是空穴来风。不过,“恐吓多端”令人费解,难道吃尽“轻躁”性格苦头,已过天命之年的阮大铖仍不长记性,胆敢在石头城里飞扬跋扈?不合情理呀——史料说他在被黜期间夹着尾巴做人。

大铖当时被气得“嚼腭搥床”,誓欲雪耻。想来,这连连出击的组合重拳,加重了大铖的脑血管病,削他十年阳寿是有的

到崇祯煤山自经,大清铁骑南征飞践时,朱明王朝实际上已经覆灭了。一直不被正史承认的南明政权,其后续抵抗也只是余绪,走走程序而已。由于拥戴有功,梦想成真,大铖终于当上了平生最高职务——早就想做的兵部尚书——不过是南明小朝廷的。

时移势易,风水轮流转。亮剑的大铖“睚眦杀人,锻炼周内,株连蔓引……一网打尽”(《明史》)要说作恶,这次应当算。但我们可能体会不到一个十分自负也十分自尊的人,被压抑“十七年不能吐气矣!”的心理是何等蹩屈;也理解不了郁积十七年的怨愤一旦爆发,其间屡屡受辱所激发出的报复,是那样公然、直接而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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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大铖剧照

大铖这次负气之下大兴党狱,得罪人之多、遭怨恨之深是前所未有的。他亮出的是把双刃剑,为自己的不理智付出了沉重代价。有识者认为,如没有这次的复仇逞快,他有望不蒙“奸臣”恶名,至多像降清钱谦益、洪承畴辈一样,被清史列为“贰臣”而已。如此怨怨相报,两败俱伤,哪有赢家。叙史至此,怃然而叹息矣!

“《春灯谜》一剧,尤致意于一错二错,至十错而未已。盖心有所歉,词辄因之。乃知此公未尝不知其生平之谬误,而欲改头易面以示悔过;然而清流诸君子,持之过急,绝之过严,使之流芳路塞,遗臭心甘。城门所殃,洊至荆棘铜驼而不顾。祸虽不始于夷门(候方域),夷门亦有不得谢其责者。”(顾彩《桃花扇序》)

数十年后,孔尚任好友顾彩为《桃花扇》作序,居然和谴责、甚至不无污化大铖的剧本唱起了反调,同情其遭际,为他讲公道话。他以严肃的口吻,明确指责候方域为代表的一班复社中人意气用事,严拒大铖再三悔过与妥协求和,导致其破罐子破摔,一条路走到黑。如此一再不顾国家利益,故对明亡应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在清初一边倒的语境中,难能可贵有如空谷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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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方域像

05最终负气  末路降清

《桃花扇》第38出史可法唱词,“望烽烟,杀气重,扬州沸喧;生灵尽席卷,这屠戮皆因我愚忠不转。兵和将,力竭气喘,只落了一堆尸软”。力量上的巨大悬殊,使得清军南征直如摧枯拉朽,挽狂澜于既倒的神人谁都不是。尽忠报国血勇可嘉,不能说是无谓;但抵抗效果实在有限,惨重的代价是屡被屠城尸山血海。即便大英雄史可法也无力回天大为寒心地悲叹:“岂可效无益之死!”

不知刚上台时是否真说过“幸遇国家多故,正我辈得意之秋”的南明阁老马士英,在左支右绌焦头烂额的人生末段可还得意,怕是绝望透顶了。事实上南明重臣们除少数忠勇义烈之士舍身战死名芳百世外,大多数人的末路无外乎四条:曰自杀;曰逃禅;曰归园;曰投降。自杀胆寒,逃禅心酸,归园命危,投降脸红。彷徨临歧路,无语泪沾襟。哪条路都不是人走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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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法像

命数使然,人性有时被迫于极端的处境经受考验,是无可奈何的事。我们在读这段兵戈扰攘、结局分明的泣血断肠史时,不妨掩上史卷纵目南窗,作一番深思,设身处地地扪心自问:徦如穿越时空,自己在当时面对,将如何抉择?

四面楚歌,临危受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大铖此时所任的兵部尚书,实在不是什么好差事,无异于置身风口浪尖,其难其险非后人所能想象。居然也还挺了一年,并未全身而退。他是在穷途末路的1646年6月,局势乱成一锅粥,恶化到了不可收拾的境地才投降的。

当时军阀左良玉不敌李自成,却在东林党的策动下,居心不良地借口要“清君侧”,发檄文讨伐马士英,率兵东进,志在必取马、阮人头,害得弘光小朝廷慌忙调兵抵挡,哪还有兵力和心思抗清,形成转着圈的一阵乱打。

大铖亲自指挥板子矶一役,一举击溃左部。谁能说这不是他平时关心国事说剑谈兵的成果显现?谁又能说根本来不及实战历练的他只配纸上谈兵?时运不济耳!

清军倒是捡了个便宜。扬州城一破,时势剧变下的历史逻辑被颠覆得令世人震愕。文坛巨擘也是东林党领袖之一的钱谦益率众臣打开南京城门伏地迎降。时大雨滂沱,官袍湿透,街上流水为之染红。

名列阉党的大铖密友杨维垣却全家死节。声名不佳的首辅马士英最终也慷慨殉国,但终归未洗刷净奸臣的恶名,只赢得“小人中的君子”这个黑里带红的怪诞称号。他若泉下有知,想必会忿然反诘:难道还有“君子中的小人”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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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受降剧照

左氏复下破安庆,尽杀阮氏(夏完淳《续幸存录》)阮氏族人及安庆四周无辜百姓被左部极其凶残地屠杀,钱澄之记述甚详,阅之令人震骇!亲人被屠,金华斥逐,鲁王拒收,隆武通辑,大铖成了丧家犬、过街鼠。上天似乎有意像赶猪一样将他往死胡同里驱赶。尤其是左部悍然反叛,尽杀阮氏与涂毒百姓后旋即降清等一系列丧心病狂地进逼,构成压垮大铖心理支撑的最后一根稻草——尽管在时间上还不是最后关头。

想来悲愤欲绝的他,降前心中有过天人交战,“居然这样捣乱拆烂污地逼我,何不就去他妈的……那么多人能降就我不能?!”这种心念在最终一瞬间击溃了良知、名节、耻感的呼唤与喝阻,将他一步步推跌向千古遗恨的万丈深渊。

可能是脑溢血先兆,降清才一个多月的某日,大铖面目肿胀,清酋念其老病,劝慰不必从征——

大铖验曰:“我何病!我年虽六十,能挽强弓,骑劣马。我何病!我视入闽在掌握中……”(“且今欲取八闽,非吾不可”)抵仙霞,诸公皆按辔上岭,大铖欲实其无病,下马步进。诸公以岭路长,且骑,俟到险乃下。大铖左牵马,右指骑行者曰:“看我精力十倍此少年。”言讫,鼓勇而先。久之,诸公方至五岭,见大铖马抛路口,身坐石上,呼之不应,马上以鞭挑其辫,亦不动,下视之,死矣。”(吴伟业《鹿樵纪闻》)

毕生争强好胜,至死不服老,竟如无心肝的小丑,也有老顽童的心性。为赋打油云——

曳剑掉头勒马行,

应知一死铸奸名。

可因负气成兹日?

坐问南天对夕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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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南征剧照

 

06身世复杂 谜也可解

大铖籍贯颇有争议,竟至“桐城不要,怀宁不收”。两县各执己见皆有所据也颇费笔墨,因由在《明史》中的两处矛盾记载。其一谓,马士英“与怀宁阮大铖同中会试”;又谓,“同邑左光斗为御史有声,大铖倚为重”。同邑的概念至多是同县,甚至指同乡同里。横埠与藕山相距不远,谓之“同邑”,当然恰切。造成这种矛盾史笔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他身世复杂;二是他生前确曾以怀宁人自居过。若细加梳理,谜也可解。

追根溯源,大铖的祖上是很有来头的——可不是攀龙附凤。宗谱有载,大名鼎鼎的“建安七子”中的阮瑀、“竹林七贤”中的阮咸即其远祖。其后也一直很阔,代不乏人,出过大将军、解元。

大铖出生前,全族在明朝为官者累计达14人,堪称官宦世家。大铖原籍桐城,出生于桐城,户籍、学籍、考籍、进士题名录与题名碑、为父“丁忧”地均为桐城,皆有据可稽,总不会是为办“高考移民”篡改档案吧。

有人考证,他在幼年过继给早先迁移怀宁、进士出身并为官的大伯父,故青少年时期学在怀宁。后又因他是独子,家族决议更换一堂弟过继,他遂重归生身父母膝下,但户籍一直在桐城并未迁出。可见,从实情和律法上讲,他都是桐城人。听说现在怀宁人改口在争了,门儿都没有。还有人著文谓之铜陵人,究属牵强。阮大铖若有灵,想必会尴尬地笑问:我到底是哪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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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氏宗谱(局部)

他是自称过怀宁人(那里有庄园和田产)。可能是因与大老乡左光斗交恶而得罪桐城籍在朝大佬同僚与乡居缙绅,在家乡名声、境遇不佳,一气之下,索性来个口头改籍。所来有自,谈不上数典忘祖。如此,《明史》中貌似纠结的两个籍贯就不难解释了——高明的曲笔而已:己所不欲,莫怪于人,正好求之不得!这或许就是桐城方面长期普遍的排斥心态。

历经三四百年后,某些情结似应淡化了,毕竟算不上元恶大憝,容其名属桐城魂归故里,是尊重史实,也体现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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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桐城籍进士题名录(局部)

 

07平生的检点

人格分析。大铖个性复杂,整体上属外向型。其“猾贼”虽已定论,但轻浮、急躁、自矜、负气乃逆行也是实情。为人处事确乎还有爽直、果敢、坚韧、有担当的一面。所谓“性格决定命运”,但命运遭际又反过来影响固有性格,迫使其自我修正和最大限度地改变,从而变得机警、敏锐甚或狡猾以自我保全。然“本性难移”,人的性格特质岂是那么容易改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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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大铖签名书法

大铖长期渴盼见用于世,说他缘附攀爬投机钻营可以;说他事业心极强,求功名如大旱之盼云霓就不可乎?事实上,古代士子无不抱着“学而优则仕”的心理立身处世。想出人头地,除了及第为官一途哪有多少好法子想?光宗耀祖衣锦还乡的风光快美太诱人了,何况他确有才干,且已然步入仕途,四次被迫中止。

当年尽道休官好,林下至今我一人。人生苦短却长期赋闲,静极思动乃以期闻达,亦人之常情,似不能因此而斥之人品败坏。如果真的那么不堪,操行高洁的史可法、文震孟等多位忠臣怎么可能与他结为好友诗酒唱和。谓之“一惯的阴谋家”,无端且空泛了。

苏轼诗“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颇有几分悠然自得的情趣。但对调了两个字扯到大铖头上,就完全变了味。吴伟业《鹿樵纪闻》记载:“未第时 ,尝自题于室曰:`有官万事足, 无子一身轻’ 。其志向如是。”

我认为是在臭他断后,尽管他有一极富才情,各方面都非常优秀,但身后却遭诋毁的女儿。还在血气方刚之年,就断定自己一生便无子嗣么?他虽自负,但不狂狷。一个还在应试尚未出道的书生,在书房里掛上这么一副奇联,生怕天下人不晓得他想当官想疯了,恐怕连金圣叹、龚自珍父子那样的狂士也未必做得出来吧。可见野史对他品格污蔑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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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检讨。有必要结算一下大铖的人生履历账。有人说他为官累计只有2年,不确。大铖得寿花甲,29岁中进士,理论上的仕龄满算31年,剔除丁忧3年,辞官3年,罢官17年,最多剩8年,当副三品以上有大权的高官是只有短短2年。具备做大事、作大案能量的时间终究都不长,能有多大作为?

一生三件事构成了他恶名的全部:曰党附阉逆遭诟辱;曰大兴党狱受诅咒;曰变节降清被唾弃。其实附逆案中的“阴行赞导”,“既无实迹”“又乏确据”,虽不能断言“莫须有”,也庶乎近之,否则处理结果不会只是被褫职为民那么简单。在现代就是“疑罪从无”。

讲来讲去就那张《百官图》。当时东厂横行,爪牙密布,难道魏忠贤还不明白东林党底细而需按图索骥?张岱谓“圆海被谤”,夏完淳干脆称之“奇祸”“枉案”,难得两位复社名流肯仗义直言,小夏还是义薄云天的少年英雄。党狱影响巨大,波及面广,老少东林因之恨入骨髄。说大铖手段狠辣,但除了逼死“贴大字报”的首要人物外,并未滥加残杀。

降清可谓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性质是严重,但不到一个月即暴卒,与统率大军奋勇当先,凶悍无匹穷追猛剿,斩获“开清第一功”的洪承畴的恶劣行径不可同日而语。

再说侯方域。其入清后的所作所为,远比大铖降清丑恶。应当说他遭时人指责的参加科举实在是出于被迫无奈而无可厚非;但后来的这一作为则令人发指——“……存仁闻归德侯方域才,贻书咨治盗策,方域具以对。存仁用其计,盗悉平”(《清史稿》)

史笔简略而隐讳,实际情形是,有才无德的他竟丧尽天良,十分卖力地为清军统帅张存仁谋划奇策,指点清军精准地扒掘开荆隆口黄河大堤,为清廷剿灭非常棘手的反清武装,一举底定中原,立下了旷世奇功。但造成广阔平原沦为泽国,百万生灵葬身鱼腹。此计之毒,连清廷都觉得太阴损而未予褒奖。

侯氏并未因之腾达,且只得年37岁。死前两年落魄潦倒,归乡营建“壮悔堂”,时刻处在痛苦与悔恨中煎熬,正如他为李香君墓碑上的撰联那样,“卿含恨而死,夫惭愧终生”。想必良心发现,正常的人性在悄然复苏;然晚矣,聊胜于无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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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香君画像

持平之论。东林老辈未死苟活者竟率先失节,复社中人降清如大铖者亦复不少。有段“四六开”甚至“三七开”的问责评论:大铖之所以恶名昭著,盖反出东林而已。为东林辈仇怨,亦不过反复、得以保身而已。其反复之故,东林中人有六七分责任。可谓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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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谦益像

儒家道德文化语境里的“君子”与“小人”这一”两极标签”非“红”即“黑”,中间不容有任何颜色缓冲带。传统认知与理念一直全盘因袭,而不把做过坏事的人当人考察。事实上,是人就有血有肉不是鬼;是人就有喜怒哀乐不是俑;是人就有无奈苦衷不是神;是人就有人格缺陷不是佛。

“众恶之,必察焉”。大铖的所作所为缘于人性——原本正常却长期、反复地被内外因合力扭曲的人性。故而应对这位著名历史人物的复杂人性加以关注、研究以汲取与观照;而不应继续流于不加思索千篇一律地照抄野史,乱扣帽子,狠爆粗口,舒泄愤恨而已。

可悲可憾!可怜可叹!当然也有可恨,这是我收笔时不禁对阮大铖复杂悲催的一生的喟然感慨。